网络证劵杠杆渠道 华师大教授：“偷感”很重的大学生们，很难学会大大方方的努力
看点 “偷感”这个词原有偷偷摸摸的意思网络证劵杠杆渠道，但最近却成了大学生们自贴标签的热门词语，特别是身处精英大学的普通家庭的孩子，更容易在校园生活中隐身。那么一个从农村考入名校的孩子会经历什么？4年后、10年后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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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丨庄晓 编丨Lulu
继 “i人与e人”、“浓人与淡人”后，“偷感人”又成了年轻大学生们拿来自嘲的网络热梗。
学习上，自称“偷感很重”的学生们，总是偷偷努力，不是为了追求成功，而是担心怕对努力过后，仍然成绩不好的尴尬；
日常的社交场合，他们也不敢大声说话，总带着“说话羞耻感”，深怕因此被人注意而嘲笑；
网络社交平台上，“偷感人”们也习惯披上名为“momo”的“马甲”，发仅自己可见的朋友圈，偷偷观察别人，也偷偷记录自己的日常。
为什么当代大学生变得既渴望被认同、又害怕被审视呢？普通家庭的孩子，在重点大学中又将面临哪些此前未有、同龄人也未必感受得到的挑战？潮流“偷感”的背后，又藏有哪些关于社会流动的密码呢？
追踪研究了2000名重点高校的学子后，教育社会学学者、华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教授谢爱磊把他十年的观察、思考，整理成《小镇做题家：出身、心态与象牙塔》。
调研中他发现，普通家庭的孩子在精英大学中“找不到感觉”，更多是个人与社会间的失衡。而这些微妙的心理落差下，横亘的是我们并不平等的童年。
虽然教育是改变命运的重要路径，但当下，这条路越来越难。总有一些普通家庭出生的孩子们，试图跳开父辈的命运，但有时也总会在漫长的人生征途中，时不时回到出发的原点。
“偷感重”的农村大学生们
隐身于校园
不同于对农村学生的“刻板印象”，这些从农村到一线城市上学的学生们，面临的并非像众多新闻报道中仅经常提及的经济压力；几轮的数据调查也显示，这些农村籍学生和城市籍学生的学习成绩基本相当——可他们仍然频繁提到在大学生活中“找不到感觉”，更喜欢在公众场合，隐去自己的身影。
在对农村籍学生的访谈中，谢爱磊切身感受到了这些普通家庭出生的孩子，和精英大学校园间的格格不入。
谢爱磊
一位受访学生曾向谢爱磊形容自己孤独的大学生活：“我来到南方的一所大学读书，那里的天气经常会有突如其来的暴雨。父母陪我在学校旁住了一晚，第二天他们离开。毕业那天，同样下了一场暴雨，与我开学时一模一样，大学四年对我并没有什么不同，我只是感觉好像多住了几晚而已。”
“他在这所学校待了四年，但认为自己还没有跟这座城市产生实质的联系。”谢爱磊感慨万千。
更多的农村学生，则向谢爱磊吐露了他们在大学社会化适应中的困扰。
比如受访者小蕾，那时她才大一、大二，总觉得各类学生组织和活动“都和自己无关”。有一次同学拉着她要加入学生会，听说要考唱歌跳舞，心里发怵的她当场就偷偷溜走了，面试都没参加。
还有一些学生认为学校的活动组织充斥着上下级的管理关系、相关程序太过繁琐，他不喜欢，也不适应，自然变成了校园活动的“透明人”。
这并非个例。据统计，这些来自农村和小镇的学生:
大一参加各类型学生组织的比例和大二成为学生干部的比例都明显低于城市籍学生；
在学生会等半官方学生组织的参与方面，则低于城市籍学生14个百分点。
这些都意味着他们与城市籍学生所经历的大学可能始终是两种意义上的世界。
“一个人的童年就是一种社会建构”，父母的认知、文化投资都是搭成这种建构的重要条件，农村孩子和城市孩子不同的起点，带来了他们对大学生活的不同认知和表现。
谢爱磊化用一个中国成语“如鱼离水”来解释：“我们长期在一种文化中长大，离开这片文化水域之前，便如鱼儿意识不到它的存在；而一旦离开水，陌生感和窒息感就随之而来。”
有时，听没听过演唱会、吃没吃过某一小食，都能成为农村孩子无法融入他人社交的敏感点。“像我的一个学生曾突然问我，谢老师他说你有没有喝过那种柠檬水？他说我从来没有喝过，有一次喝了下，觉得太难喝了！”
其实，按照社会学理论说，我们对味道的感知是被我们早期成长经历所形塑的，对不知道、不熟悉的事物可能就会不安、拒绝，正如我们不适应的柠檬水味道一样。
“早期社会化经历里面，他没有接触这些东西，这样的话他会倾向于负面评价自己的社会能力，来回避自己不擅长的事情，这也是一种自我设限，甚至就框定自己行动的范围，觉得我不适合我就不做了，更不会去考虑这类问题。”
农村和小镇背景或工人阶层的孩子，要想在新环境和新平台上抓住新的变化，必然要重新审视自己的成长经验，但囿于文化积累、生活习惯、兴趣爱好与见识等方面，他们的过去和现在之间，或多或少都存在着割裂和挣扎。
类似的经历，谢爱磊自己也经历过。小时候，他的学费来自家里的稻田和鱼苗，通过读书，他从安徽农村一步步到县里、市里，再到上海、香港、剑桥，一路读到博士、博士后，最后成为教授。
穿着布鞋一路成长的他，也在求学路上，遇到了一个又一个会弹钢琴、会跳舞的“别人家的孩子”，有了一些新的判断，也有了一些新的认识。
加拿大的社会学家沃尔夫冈·莱曼（Wolfgang Lehmann）认为：“社会流动、跨越社会阶层通常意味着建立新的自我认同，否定旧的自我，并会因此减少与过去的联系。”
但也正是自己与他人的区别，让谢爱磊更有勇气来看待这个真实的世界。
访谈中，不少受访者提及，当时在校园里曾无数次路过那些宏伟的单体建筑，比如健身房、游泳馆，自己大学四年间都一直没有推门进去看一看。
“如果当初敢于推门看看的话，这四年的大学生活，会不会过得不太一样呢？”
困在教室里、困在考试里
成长中有种最易跌落的陷阱，那就是希望用最短的时间，获得确定性的成功。学习也同样如此。
盛松成也认为，中美利差将进入稳定期，人民币可能保持温和升值态势，但升值幅度有限。
11月收官日，美股三大指数走势分化。截至收盘，道指涨520.47点，涨幅1.47%，报35950.89点；标普500指数上涨17.22点，涨幅0.38%，报4567.80点；纳指下跌32.27点，跌幅0.23%，报14226.22点。
访谈过众多学生后，谢爱磊同时发现，从农村走入精英大学后的学生们，仿佛“失去了坐标”，卡在了过往学习的体系中，既不能告别过去，也不能拥抱未来。
一位名校历史专业的大二学生告诉谢爱磊，大学老师要求他们去“理解”，而非像高中那样要求“记”；
一位来自陕西东南部某县的学生则迟迟不能习惯大学里的小组合作，感慨“凡事到最后还是得靠自己”。
究其原因，谢爱磊认为还是没有跳出以刷题、考试、强化学习的固有思维。
可AI时代来临之际，过于注重教育的选拔功能，营造过于单纯的学术环境，再按照单向度的方式来培养学生，真的就能适应未来的发展吗？
一位重庆学生的讲述，曾让谢爱磊印象深刻。他介绍自己的高中生活，大部分时间都困在教室里，然后困在考试里。唯有一次是突降大雪，老师带着他们到教室外面看了一次雪。而就是这个简单到不能再简单的活动，成了他高中生涯的唯一一个课外活动。
高中老师是把课内的东西“嚼烂”教给学生，课内的东西学好就行，可大学老师课上讲的只是皮毛。这样把饭碗端到嘴边的学习方式，真的教会孩子什么是真正的学习吗？教师的教法又真能让学生深入来思考？
“做题”的确可以帮学生在大学里获得分数，但学到真东西和考试拿到分数是两回事。
“农村孩子虽然‘依赖’考试进入大城市，不过这不意味着他们更‘擅长’考试”。到了大学强调自主学习、合作学习的模式里，曾经以成绩取胜的孩子们，“恰恰没有别的东西可以依赖，其实更难通过纯粹的刷题改变命运。”
谢爱磊团队调查的就业数据也证明了这点：在就业的初始薪金上，城市学生比农村籍学生平均高出20%。较农村籍学生而言，城市籍学生更有可能在省会城市和直辖市工作。
农村籍大学生工作的机构类型主要包括私企、教育和培训机构，城市籍大学生就业的主要单位是国企和外企。总体来说，农村籍学生获得社会意义上更好工作的机会更少。
美国西北大学管理学副教授劳伦·里韦拉曾在著作《出身：不平等的选拔和精英的自我复制》中，一针见血指出了原因：
精英雇主在招募新员工时使用的招聘方法对社会经济地位上有优势的人特别有利，因为他们最看重的是“顶级高校的文凭”“课外活动的参与状况”和“光鲜的互动风格”。
可以说未来的就业竞争，既要有硬实力，又要有“软实力”。然而近几年来，谢爱磊发现“做题家”的思维正泛化到更多学生身上。
“很多学生进入大学后，考了90分还不够，还要考92分，同学93分我要考94分，”可卷到最后，非但不是“条条大路通罗马”的旷野，而是一条崎岖的羊肠小道。
在过于追求高级点、挑灯夜战考研读博的背后，这样是否真能对未来的工作有所帮助，对自己的人生产生思考呢？
谢爱磊认为，“这其实对于学生个体化学习和自主性发展，有长久的负面影响，因为他没有办法在其他社会生活领域进行探索，很容易陷入意义贫穷，另外，他把学习里该要学习的深层次内核忽视掉了，虽然他们为了高分可以认真在课堂和老师进行互动和讨论，但这更多是一种‘假学习’、课堂上的‘真表演’。”
一位毕业后的受访者，就曾告诉谢爱磊，后悔自己学生时代太过“后知后觉”，只依赖学校成绩、绩点，按部就班。最终毕业后，别人找到一份好工作了，自己却只好向下看。
撞过南墙后，另外一位受访者也感慨，“我现在逐渐地明白，再也没有比学习更纯粹和简单的事了。学习是靠着自己的摸索还能勉强摸着一些门路的，但社会不是这样。只会学习一件事，肯定找不到好工作。但很多事，你最好要从大学里就开始学起。有些东西是长时间积累的，很难一时弥补。”
大大方方努力，
赋予生活真正的价值
当然，过往的生活和经历，虽然会在个人身上留下永久的痕迹，一些特定生命历程和生命阶段中出现的困惑、挣扎和不安，最终也会随着个体的慢慢适应，潜移默化塑造他们的未来人生。
对于普通家庭出生的孩子而言，虽然在大学社会适应方面，会遇到一些障碍，但谢爱磊认为，从另一种角度而言，这正是他们实现自我教育、自我成长的通道。
“像我在做访谈的时候，我就发现一些学生，经过探索后，发现自己不会的，其实别人也未必会；即便别人会了，我也可以通过学习，多掌握一些东西。视野被打开，在收获新知识的同时，他们对自己的能力也有了也给正确的判断。”
谢爱磊认为，真正好的教育，是帮助孩子以更加客观的视角，来思考自己人生的不同阶段。通过反观自己的成长经历、反观自己所在的世界，能够从另外一个意义上肯定它。
“这样，他们既能客观描述城市的生活，也能肯定农村的生活，在认知层面实现更好地自洽。”
这可能也是高等教育的意义，帮助学生打通他们过往生活与新世界间的通路，来培养一个有独立思考能力的人，更重视人的主体性发展。
为此，从事科研工作的谢爱磊，如今不仅承担教学任务，他还曾担任公费定向师范本科班的班主任。他希望能为更多的新迈入大学的学生们，打开更多机遇的窗口。鼓励他们多多参加学校社团和相关的学生工作。
“可能一开始他们并不知道做这些事情到底对自己有没有帮助，在多大程度上有帮助。甚至刚开始加入的话，他们也不太喜欢那种上下级的关系，以及略带功利的成分。”
但只要迈出这一步，每个人都能多多少少出现改变。
谢爱磊在讲座中
在带自己的班级时，谢爱磊还开展了“师友计划”与“学长学姐话你知”等计划，敞开心胸，学会大大方方地努力，利用一切空间和机会，帮助学生和老师之间，交流彼此的观点和想法，帮助学生早早了解大学里的互动规范和文化规则，更好抓住足以带来改变的机遇。
他的研究生入学来办公室找他的第一天，他也一定努力尝试着把学生介绍给隔壁的每一位老师。他自己也争取每个学期都和自己班上的每个学生聊一次天，聊现在的专业、未来的方向，甚至包括他们的学习、生活、交友与恋爱。
如果有机会，他还偶尔赠票给学生，鼓励他们去看看展，听听音乐会，熟悉这座城市。他把自己所能营造的所有让学生懂得精英大学文化内核、克服参与精英大学文化障碍的行为，称为“文化增益”，认为这是一名老师所能做的最简单直接的事。
在面对读书是否还能改变命运这个话题时，他认为还是要相信教育的力量。也可能在大学文凭贬值的当下，这个回报短期内来得没有这么快，但从长远角度，他能更好帮助我们来思考自己和世界的关系，想清楚自己要什么，又不需要什么。
“我记得北京大学刘云杉老师说过一句话，教育的作用在于教育不被命运所摆布，我想教育还有另一个作用，那就是帮助我们实现社会化。”
在谢爱磊看来，以短的生命周期看，每一个年轻人都会经历不同的困扰，但而若以五年、十年的时间维度来看，这些正在改变的年轻人，都必然实现自我的超越。
如今，谢爱磊在大学里开设了一门“教育社会学”的课，希望让那些未来可能成为教育者的年轻人们，能站在更高的维度上，看到或克服眼前的困难。
课堂上，他说：“你们将来可能成为社会的精英，但要警惕桑德尔所说的‘优绩主义’陷阱。我今天所拥有的幸运生活，可能是另外一个人的代价。如果说，在你们的认知地图里没有另外一个群体网络证劵杠杆渠道，那么当你们做决策的时候，这些人就会受到影响。”